《天涯》2023年第4期｜阿微木依萝：最热的午后

如果我伯父还能流利说话，他一定会对我伯母说，你个烂婆娘，你做事一点儿谱都没有了。

(资料图片)

在最热的午后，他还裹着一条厚毯子，还挥着手表示自己很冷。他大概想拒绝所有人在这儿围着看他，或者也是另一种心思：怎么还有人不来看他，这个时候不是都应该来看望吗？

可惜啊，他任凭一张嘴歪着，眼睛一只饱满另一只几乎瞎掉，鼻子歪了，半张脸向右眼的方向扯着，一只手肌无力，拳头肿得像山包那样大，废品似的搁在一条干枯的腿上，另一只手勉强还能拿勺子吃饭，但也颤抖，筛糠似的，他像个刚学会抓拿东西的幼儿。就这么一个人，整天蹲在轮椅上发脾气。

如果他还能表现出极大的脾气，没有因中风瘫痪而失去语言能力，那就很可怕了。但是他发不出脾气来也很麻烦，也能让人感到害怕并且无能为力地一阵悲哀，也许他已经时刻感受到，自己快要死了，却又不能一下子死去，就是这种死亡的恐惧或者死亡的拖延，令他非常烦躁。当他要发泄脾气，起码从言语表达上无法满足这个愿望时，就尤其摆出一张难看的脸。直到他终于攒足了力气，某个瞬间，也许病痛稍微松懈，让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时，他便喋喋不休。而多数时间他很沉默，用干瞪着的两只眼睛来表达愤怒，当我伯母从他身前走过去，他正好很生气，就会瞪着她。这种态度很让人窒息，没有一刻令人精神轻松，只令人委屈甚至气恼，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或者也不想忍受了。“凭什么呢！”你会抱怨，又不是你让他生了病，你也想干脆跟这个病人对着干，也对他发一通脾气。

“啊哈哈哈……”我伯母一定在心里苦闷地长笑了很多回，对于伯父给她的烂脾气，如果她想好了要这么报复一下的话，她就会这么干。她年轻时是个开朗爱笑的人，到现在，她在表面上做出了开朗的样子，虽然家里有了一个病人，维持亲人体面的尊严在使她丝毫不畏惧，并且，也不流露出扛不起事情的态度。她表现出了一个年迈女主人的尊严，但凡有人来探望病人，她都耐心客气地接待，并且抽时间跟探望者说明病人的情况，用她剩下几颗牙齿的关不住风的嘴，说明病情。探望者离开之后，她才会有时间整理情绪。她比生病的伯父更需要被关心，但是，她没有这些待遇了，只好尽可能地做一个极有耐心的女人。她甚至开始给伯父讲笑话，回忆往事，或者告诉他，庄稼是否茂盛，牲畜是否健壮。她觉得，他可能还想关心一下五谷杂粮，她也尽量让他关心。人或许只有还关心外界的时候，生命才有延续的可能。当然，她很老啦，能承担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原先肥胖的身材也似乎瘦了一点（只能从精神上分析她可能瘦了一点，实际上，她还是很胖的）。她的坚毅和勇敢，谁知道能支撑到什么时候呢？有时候我会担心，但是，我又不能说：“您实在不行的话，就干脆哭一场吧。”我不能这样说。作为她的侄女，我最应该说的是，病人会好起来，只要他好了，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过得舒坦。可我也不会这么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甚至是个可笑的悲观主义者。如果我感冒了，我立刻会觉得，我也许会死在一次小小的感冒上。如果我手指受了伤，要是流血的话，我会晕血。我天生就晕血，等我从眩晕中醒来我就会觉得，要完蛋了，手指的伤口可能会感染发炎，会使我伤残，我会成为一个没有手指头的怪人。多数时候我都杞人忧天，我提醒自己不能成为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便故意在日常生活和与人交流中锻炼自己，说一些非常高昂和挺拔的话。面对一些让人产生挫败感的事情，我就抱着积极的态度，也会“冲在前面”，令所有人听了都觉得，我就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个很有出息、能挑大事的人，是个天塌下来我还顶得住的人。真实的我随时都会把自己给吓死。我战战兢兢，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只有我知道），就得“转过身”生活，向死而生。我也摸出了这样一些生存的道理，有些时候，还真的精神饱满。可是这时候，我伯父这个样子，的确令我灰心丧气，我都想直接告诉他，算了吧，您可能真的熬不过这个冬天了，要不，您想吃点儿什么东西，我去给您买，您吃好喝好，该走的时候就走吧，别留恋也别怨恨，跟我伯母说一声“再见吧，老家伙”就得了。可我不能说。我伯母的眼神里还藏着某些期望。她还指望这个已经明摆着废了的老男人能站起来呢。所以，她在包容和理解病人，看样子，如果我真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她会当场把我拍死。

但她在崩溃的边缘，每天重复着同一种或不同的悲哀的情绪，然后，肯定又暗自下了狠心：一定要撑住。一个没有生病的人是不能有理由倒下去的，不能有理由被什么事情击溃。她要像一条发胖的河流，把途经的暴风雨、枯枝败叶泥沙俱下地包裹着向前去，一定要向前去，并且两眼不眨地看着前方，给自己画一个又一个的大饼，告诉自己，很快很快地，那些幸福的日子就会像不要钱似的冲她涌来。她就是这么坚持着，只要有人细心观察，就会触摸到她内心那碎末一样的情感。我眼睁睁地瞧着这位相当于是我母亲的老妇人在与她自己的坏心情抗衡。她不能被人安慰，甚至不能被同情和理解，也许她也不需要同情和理解。她需要的是挺直了腰板，像个女王。

而我伯父，他的困难可就大了。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瘫痪在床，是很令自己烦恼的。但除了发脾气还有什么出路呢？没有。所以他发脾气，发得他自己都厌烦了。可还是只能发脾气。只有努力发脾气的时候，他可能才会觉得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用，总算还是个活人。

很多时候他在寻死，发现他的这种心思当然来自细节的观察和揣摩，但是他又怕死。他想跌下床去摔死自己。他想喝毒药毒死自己。当他要寻死那会儿，他希望床是高楼大厦，摔下去尸骨无存，可他真正滚落到床下，发现自己还活着，又费了很大力气在那儿挣扎着要爬到床上，却无论如何爬都爬不到床上，他瘫在床边，身体扭曲而颤抖，眼泪糊了一脸。就是这样，我伯母一次次挨骂的原因多数就在于，他跌下床去，她竟然不知道跑到哪儿忙去了，竟然想让他摔死？他可能就是这么揣度的，所以他又骂上了……两只眼睛死死瞪着。

探望他的人隔三差五就来，但时间长了，渐渐地，没有那么多人来看他了。有时候他们悄悄地来，不亲自去床前，只稍坐片刻，就会找个合适的理由告辞。不知是病理性还是真的伤心，他总是流泪，一会儿哭，一会儿又哭，一张生病的脸，哭相不会好看。谁也无法长时间有耐心和勇气面对一个生病流泪的老人，他把人的心情都哭灰了。

他需要多喝一些牛奶。如果他愿意喝的话，我会帮忙给他插入吸管，把牛奶盒子递给他。我心里已经安排好了，却没有这么做。早上的牛奶是我伯母硬挤到他嘴里的，他不吞，硬闭着嘴巴，像是有人要给他灌毒药一样。他不想死，也不想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气狠狠的。

在他对面的板凳上，我已经枯坐了半个时辰。我陪着他晒太阳，晒夏天的太阳。早上，伯母和堂哥以及另一位亲戚把他搬到院子里，他就在那儿一会儿哭一会儿哭的，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在院子里坐着，哥哥们暂时去忙事情了，伯母在厨房里做饭。可我哪里会照料病人呢？即使我也“一把年纪”了，可我内心从未觉得自己能担当重任，我觉得自己也就十来岁吧。他们希望我给他讲故事吗？安慰他吗？那我该说点儿什么呢？

我们就这么面对面坐着，他一会儿认识我，喊出我的乳名，一会儿不认识，目光呆滞。

我觉得我该逃走。

太阳晒着我们两个。一个在他头顶，另一个在我头顶，我觉得天上已经是两个太阳了。

有一会儿他睡着了，仰靠在轮椅上，张着嘴巴，像是要把太阳吃掉。

我就正好可以观察他了：

两条细腿，跟蚂蚱一样，如果还有蹦跶的力气，应该可以跳得很高并且很远。但蚂蚱并不只有两条腿，所以呢？啊，完了。

两只脚掌肿了，套着厚袜子，鼓鼓囊囊地塞在一双布鞋中。

两只手也没啥作用。垮塌。

一颗脑袋也没啥……可以这么说……没啥作用了。更多的时候是昏睡。

“怎么办呢？”我就想说，“这还是过去那个跟我父亲打架斗殴到天明的人吗？”

如果我有他们所说的，从我们吉克家族那里继承下来的某种神力，如果给我继承，那我现在是可以解救他的。我需要桃弓柳剑，需要白色雄鸡，需要一根拴住太阳脚板心的绳子，还需要一个震慑用的大铜铃，需要法帽，需要披毡，需要签筒，还需要一面镇山鼓，需要一只山羊，需要一册经卷——我有这一切，再加上一个勇敢壮硕的灵魂，我就可以解救他了吧。可我除了勇敢壮硕的灵魂，其他的一样都没有。我是个一无所有的女婴，是个一无所有的女娃，是个一无所有的女人，是个精神花园时常遭窃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继承到精神遗产的穷光蛋。

那他继承了什么呢？

“来，站起来试试，也许您继承了什么！”我应该这样说着刺激他一下。听说，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受到格外严重的刺激时，他们就伸出翅膀飞走了。

他有翅膀——我要他站起来，就必须坚信他那隐藏的翅膀和非凡的能力，这样才能有必要和信心去刺激他。

“嗨……”我跟他打招呼，用手在他眼前划拉几下，以便引起他的注意。我像个昨天刚从大街上染了黄头发，并且在手背上纹了一条蜈蚣回来的二杆子，说话没有一点儿尊老爱幼的礼貌，语气松活得像是和跟我的平辈的人说话。

他当然听不见，耳朵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聋了一边，现在大概两边都是聋的。

他张着嘴吞太阳光。有鼾声从脖子那里拱出来了，也许，如果他真的吞下了阳光，茂盛的阳光就肯定会有一部分堵塞在喉咙，他的喉咙里咕咕咕的鼾声，有时候就像一些低微的鸟鸣。

伯母做完饭出来，看见睡着了的病人，执意要将他搬回床上，免得感冒。

天哪，感冒？

不能靠他太近，他呼出的气体味道太大。有些内在的东西在腐败了，势不可挡，不，是大势已去。一个人的生命状态进入秋天之后，他必须接受自己一点点腐败的进程和事实。但我们不能告诉他，就像他自己也只能装糊涂。我们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要一起假装病人的身体是有香气的，就像玫瑰花那样有着艳红的生命力的香气。

狗突然又哭了起来。那是他养大的狗。最近这一年，从年初它就开始冒出哭声。他很烦它，还能勉强走路那会儿，他用棍子去收拾它，只要它哭，他就一瘸一拐地去打它，扬言要将它打死了扔到河里。现在打不动了。正在我们搬他回床上休息的时候，狗又哭了。他醒来，瞪着两只眼睛，非常悲伤又气恼，也非常无助。

把他搬到那黑洞洞的房间里了，安置在一扇小窗子跟前。如果不开窗，房间就是瞎掉的，气味也不好。心情好的时候他才要求把窗户打开，并且，最好屋里再开灯，仿佛全世界都被他点亮了。

他这会儿心情不好，窗门紧闭。厨房里在炖鸡，再过一会儿，我伯母就会笑嘻嘻地端着一碗鸡汤来哄他喝掉。他脾气真大。他的裤子都被自己攒够了力气那会儿撕烂了，从裤脚那里开撕，撕到完全失去力气。没有一条裤子是好的，衣服的袖子也一样，只要能撕的布料，没有一块完整。尤其是他刚刚瘫痪那会儿，一只手还有力气，撕烂的东西就更多了。他有时也用嘴咬着撕。他的床脚堆了好几件坏掉的衣服。

看吧，我就应该承认，他什么都没有继承到，没有翅膀，没有什么特殊能力，也不可能飞走。他也可能继承到了一些，当他一个人安静地待在房间，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就仿佛追踪到了祖上的足迹，在被指明的道路上漫步和沉思，伯母进去撞见他的样子，她说，他闭着眼睛，居然面带微笑，好像梦中去了什么好地方。只有那个时候，伯母会想要他干脆就这么去吧，趁着沐浴在幸福之中时，不用醒来了。

刚从院子里搬入房间，他无法立刻进入睡眠。狗也还在哭，他就更睡不着了。为了逃避他那双愤怒的眼睛，而且是马上就要哭的眼睛，我们逃离了他的房间。

在院子里，一丛去年冬天被大雪压垮的竹林冒出一些新的竹笋和竹叶，像是要茂盛起来了。

伯母笑嘻嘻地端着一碗鸡汤进了伯父的房间，她是在厨房里便准备好了这样一张笑脸，那种仿佛特意洗了一把脸后的干净笑容，这笑容都有点超过我们能接受的范围了。她自己也有所察觉吧，到了快跨入那道门时，又重新抹掉先前的，重新整理了一张她自己认为终于是自然、舒适的笑脸，走进了房间。

越悲哀的事情，越要笑着去面对。这是我那死去的奶奶说的话。

那我们就笑呗，就像去年，不，是去年的去年，我们的一位女性长辈去世的那天晚上，在殡仪馆守夜，百无聊赖，又不想让哀伤的情绪击溃，一群人便在灵堂门口打起了麻将。那麻将是临时借来的，子儿够大的，都快赶上一个成年女人的拳头那么大了，几圈麻将下来，众人的情绪果然就快乐起来了，都开始笑哈哈的。起先我们都还紧绷着神经，不肯露出笑脸，长辈们还劝说让我们应该笑一笑，孝子孝子，就是要笑，就算图一个谐音，我们也应该笑，这样才能显得我们就是孝子，死者才会高兴。他们不希望我们总是流眼泪，他们害怕亲人的眼泪，对于死者而言，那就是远行路上的大雨，会把亡者的魂魄浇湿。

可是，伯父还活着呢。

但如果我们总是丧着脸被他发现，他会觉得自己快完蛋了，绝不能让他感受到，仿佛所有人都已经提前给他哭丧，要是这样，他会认为我们诅咒他快点儿“走人”。

那就开心一点，说说笑笑是最好的。我父亲，也就是他那位排行第二的兄弟，年轻时候经常跟他打架的兄弟，就让我们放轻松，在这位“尊贵的、不好惹的”病人跟前别小心翼翼得像一群鸭子，我们应该大胆地从病人跟前走过去，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伯父能好起来（心理健康），就不要总是把他看作一个病人。我就依照了父亲的建议，当我从伯父的窗户跟前走过的时候，居然没头没脑地朝着窗户里面问了一句：“您需要喝水吗？有可乐。”当然，问完我就跑开了。我根本做不到把他当成一个“完好”的人。我终于理解，终于明白了，许多病人可能真的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他人的同情或怜悯。

“一定要笑得像是很平常的高兴，对于他的毛病，就是一件小事情，很快就好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或者在外面找到一份什么好工作，都可以跟他说。他喜欢听这些，我敢肯定。他也应该听到一些好消息。”伯母说，“如果你们要跟他笑着说，他的病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就一定要小心，笑得不能让他觉得是假的，让他看到笑脸的时候，不觉得是在欺骗和安慰才行。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心里并不时常糊涂，他有时候可精明得很呀！”她教我们如何讨取病人的欢心，以及如何做才不冒犯他。

煮好了鸡汤，哥哥们也忙完了事情，都坐在院子里等着吃饭。伯母从房间里出来说：“吃起来吧，都吃吧，赶紧吃。”她笑出声音，像是在安排什么喜宴，教我们如何正确地笑出声，如果需要笑出声音的话，就不能引起房间里的病人猜疑。

我们吃起来了。

我们现在最好要这样：假装病人不是病人，他只是在最热的午后打盹儿了，进房间小睡一会儿了，我们要拿出好酒喝起来，热闹起来，碗筷声和笑声都要响起来。病人会很满意院子里的热闹，就仿佛秋收了，院子里堆满了新收的稻谷，有人到河沟里摸了鱼，有人送来了酒，都是他的后辈儿孙，他会听到笑声后跟着笑起来，然后，打了一个满意的嗝儿。

就是这样，顶着高高的太阳，我们要笑得像一朵精神抖擞的向日葵，而不可表现出半点儿被晒昏头的样子。生活里遭遇了不幸时如果需要谐音，孝子孝子，就要笑，就能使人忘忧，那我们就张开嘴巴，像青蛙一样吐泡泡。

【作者简介：阿微木依萝，作家，现居四川凉山。主要著作有《檐上的月亮》《太阳降落的地方》等。】